论历史观
《二十四史》记载了千年华夏的历史，现如今的人都是通过它们来了解历史，然而过度信服于典故和佳谈，就不能正确地认识一个历史人物形象，这是大多数国人的通病。这其实是传统的历史观引起的。
其实早在二千多年前，孔子的学生子贡就曾说：“纣之不善，不如是之甚也，是以君子恶居下流，天下之恶皆归焉。”大意是说纣王的罪行其实并没有史书中说的那样厉害，只是后人把各种罪行都归在纣王的身上罢了。司马迁在《史记？殷本记》中称“帝纣资捷辨疾，闻见甚敏；材力过人，手格猛兽。知足以距谏，言足以饰非。矜人臣以能，高天下以声，以为皆出己之下。”可见，商纣王广闻博见，知识渊博，思维敏捷，身材高大威猛，力量无穷，能言善辩。他的能力足以向臣下自夸，他的声望足以轻视世人。继位后，重视农桑，社会生产力发展，国力强盛。把商朝的国土扩大到山东、安徽、江苏、浙江、福建沿海，保卫了商朝的安全。毛泽东在评价帝辛时说：“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、能文能武的人。他统一东南，把东夷和平原的统一巩固起来，在历史上是有功的。”帝辛统一东南以后，把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向东南传播，推动了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，促进了名族融合，郭沫若在一首诗里说：“但缘东夷已克服，殷入南下集江湖，南方因之惭开化，国焉有宋荆与舒。”可见，不论是古时的吏官还是近代的文坛巨匠，都对纣王有着极高的赞誉，完全肯定了他英明神武，励精图治的明君形象。但不论是寓言影视，还是教材，都教育后世不能像他一样残暴，无道，沉醉于歌舞，他一直作为昏君 ……此处隐藏312个字……了以周国为首的十一个小国的贵族的利益，难道不就是和商鞅一样的经历吗？他开拓山东、淮河下游和长江流域的功绩。商朝疆域的扩展，促进了中原文明的传播，有助于华夏大地的生产力发展。他曾推行一系列革新措施，如反对神权，改革旧俗。打破奴隶主贵族“世袭”制，大胆地从中下层提拔了一批新人，为其革新路线服务。为古代中国的最终统一奠定了物质和思想的基础，是统一古代中国的先驱者。项羽不仅有超群的武功，“力拔山兮气盖世”，而且非常讲究朋友之间的义气。在鸿门宴上他放弃了除掉刘邦的绝好机会，就是因为他看重与刘邦一道起兵反秦的患难情谊，不忍手足相残。这样一位顶天立地的大英雄、真豪杰，却因为最后败给了背信弃义的刘邦，而为“历史学家”们所不齿。但依旧有不少人赞叹他的军事才能，肯定推翻秦朝的卓越贡献，项羽才是秦末的真正豪杰！
从客观的立场上分析中国“成败论”，就是“成者王侯败者贼”的必然趋势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“黄巾起义”叫做邪教作祟，得而诛之，而“红巾起义”却称为出师有名，替天行道。作为古时的一个吏官，的确害怕因记载有关当朝皇帝的不义之举而受刑，司马迁就是因为触犯了汉武帝而处以宫刑，但是他依旧不畏强暴，以“太史公”的公平立场详实地记叙了从黄帝到汉武帝时期的历史事件，对人物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。他的《史记》才能堪称史家之绝唱。后世的吏官谁敢冒着这样的风险去记载实情呢？只能为王侯将相树碑立传。战后的日本依旧军国主义横行，教科书明显修改了历史的真实性，妄图掩盖侵华的罪行。这难道不是让后代的历史观更加模糊，让他们更加迷茫于道德与荣辱之中吗？新世纪的我们应该培养正确的历史观，让我们正确看待历史，看到每一个历史事件的两面性，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，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，不以成败论英雄，不因情绪掩盖事实。
